• 赵刚论《夜行货车》:战斗与导引

    • 赵刚

      赵刚堪萨斯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教于台湾东海大学

    2017-07-27 14:59:24 字号:A- A A+ 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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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喜欢到不喜欢到又喜欢:我的阅读经验

    1978年3月陈映真于《台湾文艺》发表小说《夜行货车》,这是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小说。(1)翌年底,远景出版社出了《夜行货车》小说集,收录了陈映真入狱前的多篇旧作以及他出狱后发表于1978年的三篇新作(《贺大哥》、《夜行货车》与《上班族的一日》)。

    1980年代初,从这本集子,我读到了这篇同名小说。我对小说集的封面印象深刻,是一幅暗绿色调低头写作着的、沈思着的,或忏悔着的作者人像油画。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画这画的人是陈映真的发小、同志,与难友──已故画家吴耀忠;我那时似乎也只是朦胧地知道陈映真有“政治犯”这么个神秘印记。

    这本选集我后来送给一个如今已失联多年的朋友。直到近些年重读陈映真,我才以一种不忍陈先生的书在二手书店与众流浪书参伍其间的感情吧,又在二手书店购得两本《夜行货车》。在我现在正翻阅的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书的原主人,紧沿着装订线,字迹端正地写下一行字:“美玲75年8月6日于国正书局”。

    那是解严前的最后一个夏日,一个在全台湾有着成千上万以此为芳名的女子,在“诚品”那类巨型连锁书店垄断所有认真出版物营销通路之前,在某一个市镇的街角书店购得的吧。这个女子为何买了这本书?她读了没?她喜欢哪些篇?包括《夜行货车》吗?这些,大概都永远无法得知了。

    然而,我倒是还记得当初二十出头的我阅读《夜行货车》这篇小说时的一些较深刻的感受。我记得,那个洋经理旁若无人的哗笑开骂,常把华人职员骂得灰头土脸,却又能嘻嘻哈哈地用毛茸茸的大手拍着下属肩膀。我记得,林荣平经理开着公司配的车手握方向盘时心里美的:“同样是新车子,福特开起来就是和裕隆不一样”。(2)我也记得,那当然,被陈映真以男性之眼所奇情描绘的女主人公“小母马儿”刘小玲之非美女之美。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全篇小说的高潮,男主人公愤怒青年(乃至醉后会殴打女人的暴力青年)詹奕宏,在公司的欢送晚宴里抗议洋经理辱华语言的“霍然地站了起来”。我犹记得我初次读到这段时,我那青春身心深层的某种无名的压抑、屈辱乃至愤懑,似乎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杯文字烈酒所激发调动起来了。当然,之后是一种宿命的平复,我还是我。

    回忆起来,《夜行货车》的“霍然而起”,也是我之后留学美国时,当面临某些虽不常见但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华洋之际”时,所浮出的有点那么阿Q“精神胜利法”意味的“文学记忆”。

    因此,《夜行货车》是我那时印象比较深刻也比较喜欢的一篇陈映真小说。而且可能不只是我喜欢,应该是很多人喜欢;它甚至接近了陈映真小说一般而言颇难达到的大众或市场接受度。因此才会有1992年台湾电视公司摄制的《夜行货车》连续剧。而更早在1980年代中期,大陆也上演过一部由一位有台湾背景的导演谢雨辰所导的改编自《夜行货车》的通俗电影《午夜特快》。

    但是,到了2000年代末,我再度拿起陈映真重读时,我对这篇小说的感觉就比较矛盾复杂了,还是觉得它耐读好看,但好看得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相较于作为一个高度思想型作家的陈映真的绝大多数其他作品,这篇小说,特别是在结尾处,人物性格与感情变化过激、作者所投射出的希望也太空泛浪漫,甚至,在2000年代末的语境下,显得有些媚俗,从而与陈映真文学向来所底蕴的思想性与现实性颇不相俦。

    小说写得太“浪漫主义”了;美而不信。愤青詹奕宏在各种复杂的情感激荡下,霍然而起,大声向洋经理辞职抗议,大步迈出宴会厅,而本来已经分手而决意去美国的刘小玲也“忽然站了起来”,“提起触地的长裙”跟着跑出,追上了他,和解并再度相爱,然后詹奕宏把一枚景泰蓝戒指套上她的指头,然后向她提出“跟我回乡下去”的请求,然后她流着难以抑制的泪,点头如擣蒜,此时,在詹奕宏的心里漾起一道意象:“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小说终)。

    分析起来,问题出在两点。

    其一、关于主体觉悟的问题。陈映真并没有交代詹奕宏的学习与改变的过程,而诉诸“霍然而起”。这个主体短路,所造成的困难是清楚的,鲁迅早在他的随笔《娜拉走后怎样》(3)表达得很清楚,此处就不多说了。倒是好几年前我的一个大学部的女生在她的作业里曾问了一个和鲁迅的意思颇类似的尖锐问题,值得重录:“詹奕宏回到故乡后,还打不打老婆呢?”

    其二,关于城乡流动的问题。这似乎是一篇肯定无法写出续集的故事。因为无论是作者,或是我们读者,都无法想象这两位“从台北下来的”年轻人在乡下能干嘛?或许有人会以今天的流行传说回答:“他们可以回去当有机小农啊!”但这是1970年代的故事,而詹家并没有田地(詹父是一个小学老师),而詹生似乎也从未曾下过田,更何况以“有机农业”作为结构性城乡倒流的论证,本身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因此,几年前,我常常觉得这个“跟我回乡下去”的冲动,是一个陈映真文学中甚少出现的一个“廉价”,只能让我联想起那因在都会受挫而回归田园的亚流现代文学作品,例如史考特‧费兹杰罗的《伟大的盖兹比》里的那位叙事者。(4)

    • 原标题:赵刚论《夜行货车》:战斗与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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